御医作为封建时期的特定医生群体,在医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诸多医学流派和医家的学术成果兼收并蓄,不断发展,从而形成独特的一个流派.通过对御医的产生及组成、地位的变迁、医疗对象生理病理特点、处于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诊治方法特点及用药特点等多方面对御医流派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在《中医史》教学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难点,如何找出积极有效、切实具体、同时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法和措施,成为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探讨在教师的指导下,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通过学生上台自讲、进行小组讨论、撰写学术论文、开展学术辩论会、参观大型历史博物院、学生自主命题考试与反思等措施,为破解《中医史》教学难点,提供了借鉴.

五行说始于殷商时代,盛行战国时期,是先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一种最原始、最朴素的认识.其内涵、外延及推衍,无不与整个中华文化的进程紧紧联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逐渐形成为一种思维模式渗透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礼数、医学等领域,<五行大义>日:"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因此,探研五行"一源而三歧"的发展史,阐发五行学说的科学价值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对中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家学说、流派传承这一纵向的研究方法上,有关时代对医学思想影响的横向探讨较少.笔者认为,对同一个事物思考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会影响该时期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1929年创办的上海中医书局是民国期间创办最早,也是最大的中医类书业机构.在钱季寅、秦伯未等人的主持下,抗战前的中医书局资本充足,在中医典籍的流通发行方面贡献极大,出版的《影印古本医学丛书》等书籍学术价值很高.后由于战火的影响,中医书局的发展步入低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书局与千顷堂书局等一起组成上海卫生出版社,后又被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医书局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发行出版中医典籍颇多,对其进行研究既可管窥民国中医发展的复杂环境,又能管窥民国中医典籍出版的整体概貌.

我国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终于要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海洋--"入世"了."入世"后,我国医药业整体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在原本就源于欧洲的西医药学方面我国缺乏自己的竞争实力.目前,国人更加看重产生于我国本土、有着5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学,这对中医事业而言,似乎机遇的确大于挑战.

史学意识、史学思维能力的建立,多元化医学史观的培养,是医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中医史》课程不应仅仅充当对医学真实史实进行阐述的实证史学角色,更重要的是教育医学生如何理解和应用“史学意识”、“史学思维”去提高他们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文章对在教师的指导下,以“资源共享”之自身病患研究、“连锁递补”之古代医案小组专题讨论、“小题大做”之论文写作、“自主互动”之学术辩论会等形式,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为开展医学生之史学意识体验活动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一定借鉴.

孟诜为唐代医学家,其学说以食疗养生为最著名.中医学界和中医史界对其多有研究,但时至今日仍存在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本文试对孟诜里籍、隐居地及其行事做些考辨、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以多元视野重新审视民国时期中医的发展历程,可知当时中医面临学理危机、价值危机、存亡危机与权利危机,这是中医跨入新的历史阶段所必经的事件.民国时期中医的发展主线是抗争图存与自强发展,取得了阻止废除中医企图、逐步纳入现代国家政制、学术体系完整传承、新式事业初具规模和衷中参西取得经验等5项成就,呈现出坚韧的生机.虽然在发展水平存在局限,但已奠定了20世纪以后中医发展模式的刍形.

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先生指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医学是道地的性命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称方技为"生生之具",其学资鉴于史,方能使人明智,艺高有所超越.萨顿说: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读李经纬教授近作《中医史》诚有同感.

李经纬教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50年,为创办中国医史研究所和中国医史博物馆,培养新生力量,编撰医史著作,促进中外医药交流,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成就卓著.

2009年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韩城矿务局沉陷区的古墓葬进行清理,在盘乐村东300米处发现一座宋代壁画墓.整个墓室为磨砖对缝结构,墓内东、北、西壁面上遍布壁画.正面(即北面)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上部绘制巨石牡丹,为墓室装饰画;下部是整个墓室的主题画面——一幅令医史工作者异常惊喜的图案:画面正中为男墓主,慈眉善目,端坐于木椅上,椅后为一黑框白色屏风,其上草书题诗,部分文字依稀可见.墓主右侧有5人,3名男子正在炮制中药,另一男子端盆进入,右臂搭有毛巾,一女子手捧汤药.左侧4人,一女子执团扇在屏风后半隐半现,一男子手捧"朱砂丸"药匣,方桌后两名男子,一人手持<太平圣惠方>,另一人双手各捧一袋白术和大黄.整个画面生动地展示了北宋时期的中医药文化场景,是研究北宋中医史的极好素材.

自1999年以来至今的5年是跨世纪的5年,中国的医学史研究在中医史、西医史、中西医结合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疾病史、专科史、近代史、医家医著、现代医学史、医学文化史研究论文明显增多.古代医学史研究仍保持较为强劲的发展.

我国现存第一部医药典籍《黄帝内经》，收载了中医第一张方剂--四乌骨一
　　茹丸，成为中医史上“最中之最”。
　　四乌骨一茹丸出自《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方由乌贼骨四份，茜草一份，研面混合，入雀卵，制成如黄豆粒般的药丸即得。每次口服五丸，于饭前服下，并以鲍鱼汁为药引送服。该方是一剂我国最早治疗妇科病中血枯经闭的专方，有通利肠道、补益肝脏的功效。

在中国中医史上,有一位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喜用温补方药中的熟地,人称“张熟地”.他就是明代大医张景岳.王氏刚满一岁的儿子,将一枚铁钉吞入口中.其母见状大惊,忙倒提小孩两足,欲倒出铁钉,哪知小孩反而鼻孔喷血,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母连呼救命.

孙一奎治学,反对"徒以方书为捷径"而重视理论研究,他不仅沉酣<内>、<难>,精各家医著,加以融会贯通.而且主张读古人书,须研究其立言之意,进行全面分析,故学验俱丰,名噪当时.特别是他对命门、三焦的论述,颇有见地,以命门为两肾间动气,三焦为元气之气之别使,动气为生生不息之根,相火有裨助生生不息之功.不仅阐发了<难经>之旨,且能自出机杼,并与临床辨证论治相结合,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长沙附近的马王堆发掘出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墓葬品,其中发现了<五十二病方>等一批医学资料.据考证,其抄写年代不会晚于秦汉之际,从内容来看,可以肯定是<内经>以前的作品.<治百病方>是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县发掘的汉墓中发现的简牍.

陈实功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和外科技能的研究,从整体出发,倡导内、外治并重,"使毒外泄为第一要务"的外症思想,为纠正当时医界时弊起了积极作用.他内治外症,主张辨证寒热虚实,判定提纲挈领的消、托、补三法,尤善托、补,并重视脾胃之调理;外治外症,融会历代医家外治法且多有创新,尤其在刀针手术上,为后人提供了信而有效的方法,形成了中医外科史上第一大学派--正宗派.

东北沦陷时期,中医考试制度是伪满政府加强管理与规范、改造与利用中医的一个具体步骤.1941年～1944年,伪满政府共进行了四次中医考试.从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结果等方面看,通过中医考试,日本统治者加强了对中医的管理和控制,实现了对中医的改造和利用,加速了中医学术的“西化”.

近代共识的中医属性是以阴阳五行、辨证论治等为特征的中医理论体系,以治疗慢性病和调理平衡为特点.但对医史的重温,却见中医曾经遏制烈性病的传播、曾经有过启迪性的医学发现,更有近年因发现抗疟药青蒿素使中医得到医学界褒奖.中医属性与这些史实的矛盾提示中医遗产不限于其理论体系,需重新审视中医并调整中医的挖掘和发展战略.

中医传入吉林后,吉林出现了中医教育.民国及伪满时期,吉林出现了中医教育机构,如官办的吉林官医院附属吉林医学研究会、吉林医学校等,以及私立的吉林私立吉光国医学校、盖受益医学馆等.这些中医教育机构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培养了大批中医临床人才,为中医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推动了吉林中医的发展.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医教育机构的发展历程、师资情况、课程安排等,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这些中医教育机构特点,可以为今天中医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傅维康先生作为著名的中医史学家,对我国中医学史教育、中医药院校博物馆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领导、组织创建了有诸多中医药院校博物馆参加的我国高校博物馆学术团体——中国博物馆学会高等学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对我国博物馆事业,尤其是高等学校博物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6年4月《医学与哲学》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从此掀起了中医史上的又一场"取消中医"的风波.

吉林市是吉林省乃整个至东北地区中医药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探究吉林市中医药发展历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医药在东北的传播,还原早期中医药在东北的生存发展状态具有重要意义.1908年成立的吉林官医院是这一地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承担了医疗、卫生防疫、人才培养、医疗纠纷调解等多项职能,有资料显示当时医疗人员和医疗诊治活动的主体是中医.

荆楚地区,宗藩密布,李时珍与荆楚藩王多有交往,著述《本草纲目》颇多利用藩府藏书.李时珍立身行事,虽以医家的面目出现,其行却是医儒双修,又以神仙自命,有类郭璞、陶弘景.从与荆楚藩王的交往可以看出,李时珍少以儒显,后方以医名.

在古代中日医药交流史的研究中,知聪受到我国现代史学界尤其是医史学界的关注,认为知聪是中国将中医书籍直接传入日本的第一人,并认为知聪以及他的后人对中日医药交流、促进日本以及朝鲜的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史料中知聪的人名表述、他的国籍及赴日日期的认定似有疑点.笔者参考王勇《吴越移民与古代日本》和日本村上祥子《韩国假面剧与日本伎乐的比较研究》等文献后认为,知聪应作智聪,是朝鲜三国时代加罗(任那)诸国之一的久礼人.智聪持药书、《明堂图》等,于钦明天皇初(约542年)随官职大伴连狭手彦赴日.智聪所持的《明堂图》等中国医籍,是中朝医学交流的实物见证,也对日本的医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海派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海派中医眼科更是流派纷呈.海派中医眼科是海派中医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学术思想的发掘及继承有利于探讨中医药发展模式和促进中医经验的传承.近百年来海派中医蓬勃发展,近代以姚和清为代表的姚氏眼科及以陆南山为代表的陆氏眼科奠定了海派中医眼科的学术地位,此外,范新孚的眼科在其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上海中医眼科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整理海派中医眼科流派及学术思想,可进一步促进学术流派的传承与发展.

张仲景是东汉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被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张仲景除了精通医术外，对防病养生也颇有研究，尤其是饮食养生方面。他认为，饮食养生应该做到“两五配四加新鲜”，意指饮食中的主食为五谷相兼，精细搭配；而对副食中菜肴的性味与烹制的味道要五味合适；对所用饮食要四季气候特点相结合，饮食原料要讲究时令新鲜。

对于伤寒诊疗,东汉末年有两个学派——华佗学派和张仲景学派.虽然将《伤寒论》看作“众方之祖”或“有法有方之始”是中医史的一个传统观点,但考证结果表明“华佗辨伤寒”才是中医史上第一个症理法方统一的临床诊疗系统.在症状辨析、病理、病程、治则、方剂等方面,张仲景对华佗学派都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张仲景还严肃批判了华佗学派庸医的误治言行.华佗学派和张仲景学派的关系类似于纽科门蒸汽机与瓦特蒸汽机的关系.张仲景的伤寒诊治水平显著超越了华佗学派的水平,但绝不能因此而否认华佗学派首创中医伤寒症理法方统一的临床诊疗系统之历史功绩.对于中医史的发展,不同学派的争鸣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扁鹊学派和黄帝学派的争鸣、张仲景学派和华佗学派的争鸣就是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