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RF1是近年来得到确认的EBV新的致癌基因,在结构上和功能上与细胞原癌基因Bcl-2相似,属Bcl-2家族成员.由于其抑制细胞凋亡和细胞转化作用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就BHRF1的作用特点、与bcl-2的关系以及应用前景作一综述.
作者从临床病理、组织学及基因分子技术等方面分析了20例睾丸淋巴瘤,以及致癌基因病毒与淋巴瘤癌基因在睾丸淋巴瘤致病机制中的关系.病例选自Thomas Jefferson大学医院及Helsinki大学Haartman研究院病理系,根据修复的欧美淋巴瘤分类而定.
近几年来,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呈显著升高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2008年,我国肺癌总病死率是28.7/10万,约45万余人,占全部癌症死亡人数的23.1％.西方国家,肺癌也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75％～ 80％,5年总生存率约为10％～15％[1].目前已经发现一些分子靶向药物能明显改善治疗效果.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基因突变是原发性肺腺癌的发生原因之一,靶向针对EGFR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控制肺腺癌疾病的发展[2].分子靶向治疗发展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要明确肺癌的关键致癌基因.Soda等[3]发现另外一种有增殖活性的酪氨酸激酶融合基因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类似因子4( EML4)-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与NSCLC有关.EML4-ALK融合基因阳性的NSCLC患者通常没有EGFR突变及K-ras突变,多发生于不吸烟或轻度吸烟的年轻肺腺癌患者,预后较好,特别是用ALK抑制剂治疗可获约80％以上的疗效[4],对培美曲塞加顺铂化疗亦有明显效果[5].这些均提示EML4-ALK融合蛋白是肺腺癌特异性较高的分子标志物.
一直以来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感染被认为是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起关键作用的是致癌基因E6、E7。然而，约10％的子宫颈腺癌和一定比例的子宫颈鳞癌HPV检测为阴性［1］。我们通过对 HPV DNA、E6／E7 mRNA、p16、p53、hTERC进行检测，探讨p16、p53及hTERC在HPV检测阴性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的表达及意义。
前列腺癌是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 已跃居男性泌尿系恶性肿瘤的第二位[1] .和许多癌症一样,前列腺癌的形成也是一个包括遗传性和后天性改变积累的多步骤过程,最终导致致癌基因或肿瘤抑制基因和细胞增殖、凋亡、血管发生等过程的失调.治疗前列腺癌的方法有限,而且对于转移性前列腺癌和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AIPC)患者的预后不良.RNA 干扰(RNAi)作为一种沉默基因的新技术应运而生,成为治疗癌症等多种疾病的具有潜力的治疗方法,本文综述了应用RNAi 技术治疗前列腺癌的新进展、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展望.
miRNA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类长度为19～23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小分子RNA,成熟的单链miRNA与mRNA完全或不完全配对,通过诱导mRNA的切割降解、翻译抑制或者其他形式的调节机制抑制靶基因的表达,从而参与调控个体发育、细胞凋亡、增殖及分化等生命活动[1].最近研究发现,一些miRNA位于和癌症相关的基因组区域,例如癌基因区或抑癌基因的断裂脆点区、杂合性缺失区域及最小扩增区,某些miRNA的调节异常已经在很多种肿瘤中被发现,提示miRNA可作为致癌基因或抑癌基因而发挥作用.
作为癌症第三号杀手,肝癌的发生、发展是经历多阶段和多因素作用,通过癌基因启动、促癌和演进等步骤.目前已知不少基因与肝癌相关,并开展了前沿性的分子治疗研究,有些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已取得了初步成效.另一方面,传统中西医诊疗也随着科技发达而有长足进展,近年更积极推行综合治疗手段.在分子诊疗的年代,本文除了对各诊疗方法及其综合应用方案有较详尽的阐述外,还就最新的分子诊疗进行了探讨,期望不久将来,人类能更有效地防治这威胁着生命的恶性肿瘤.
目的:研究实验性大鼠肝癌组织中卵圆细胞的病理特点,分布,与肝癌发生发展的关系,以及卵圆细胞对C-kit,PCNA的表达,分布特征,并研究了肝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癌基因C-myc的表达变化情况和乌司他丁对C-kit和PCNA的作用.方法:利用诱癌剂DAB喂养SD大鼠来制备肝癌模型.实验设正常对照组,诱癌组,乌司他丁干预组,各组于肝癌开始造模后2、4、6、8、10、12、14、16、18、20、22、24 wk分别活杀取肝叶,通过光镜观察在DAB诱癌过程中卵圆细胞的病理分布特点及与对照组和干预组进行比较,同时应用免疫组化和图像分析对C-kit,PCNA阳性细胞进行观察,测定C-mycmRNA的表达.结果:诱癌组和干预组均可见汇管区卵圆细胞增生且逐渐向肝实质内迁移,在癌结节内外都有卵圆细胞分布,免疫组化发现C-kit,PCNA阳性细胞主要为卵圆细胞,分布于汇管区,诱癌组C-myc mRNA的表达量随着肝癌的进展而增高,干预组乌司他丁不能抑制C-myc mRNA升高,但能延迟其的升高.结论:卵圆细胞贯穿于肝癌造模的全过程,对肝癌的发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C-myc作为一种致癌基因可能是肝癌的启动基因,对肝损伤和肝细胞癌变起重要作用.乌司他丁的干预不能阻止肝癌的发生发展,但能延迟肝癌的发生.
近年来人们饮食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面临心脏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快速增长的严峻形势。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常规药物治疗、血运重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等均不能使心肌细胞再生，寻找能够弥补心肌缺失的方法显得极为迫切。间充质干细胞（MSCs）具有自我更新、不断增殖、多向分化和免疫调节等能力，已成为再生医学的研究焦点。1970年， Friedenstein等首次在骨髓中发现并提取到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1]。但从骨髓中提取BMMSCs的过程复杂，并对捐献者造成损伤。胚胎干细胞（ESCs）能分化成体内所有的细胞，是多能性干细胞的典型代表。近年研究发现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具有与ESCs相似的多能性[2]。多能性是指这些细胞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时可分化成三胚层（外胚层、中胚层及内胚层）的任意细胞的能力。但是胚胎干细胞的应用会产生严重的伦理问题。而iPSCs可能存在如c-myc的融合致癌基因、插入突变、抑癌基因破坏等情况[3]，其临床应用受到批评与限制。寻找新的干细胞来源成为当务之急。
家族性胰腺癌在过去鲜为人知,近十余年来,随着遗传性致癌基因的突变引起家族性胰腺癌逐渐被认同,并随着流行病学资料的积累,才被人们所了解.我院1995-2002年共收治4例,经调查所属的2个家系,共获得5例确诊病历,2例可疑病历,我们就其临床特性,诊断和治疗等问题分析讨论如下.
骨肉瘤是一种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由于其高度的复发性和转移性,患者多预后不良,因此寻求一种新型的治疗靶点非常迫切.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microRNA(miRNA)可干扰多种基因的表达,对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随着miRNA对骨肉瘤的作用机制不断被揭示,多种新型分子靶点被挖掘,为深入研究骨肉瘤的发病、转移、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了新的方向.本文结合近年的最新报道,对影响骨肉瘤的相关miRNA及其与骨肉瘤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肺癌是引起全球肿瘤相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010年,全球约140万患者死于肺癌.在美国,鳞状细胞癌占肺癌新增患者的30％左右[1].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随着针对肺腺癌的新型治疗方案的出现,转移性肺腺癌患者与转移性肺鳞状细胞癌患者相比,前者的临床获益较后者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2].目前,虽然还没有对肺鳞癌进行完整的基因组分析,但许多研究表明在肺鳞癌细胞中存在体细胞的拷贝数变化,如SOX2的扩增,PDGFRA、FGFR和CDKN2A的基因缺失[3-4].另外,肺鳞癌细胞中还存在许多基因突变,如TP53、NFE2L2、KEAP1、BAI3、FBXW7、GRM8、MUC16、RUNX1T1、STK11以及ERBB4[5-6].这些基因的特征性变化为将来肺鳞癌的靶向治疗奠定了基础.
目的 探索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HDAC3)基因与小儿胶质瘤恶性分级以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北京天坛医院2009年至2012年期间小儿神经外科病房收集的小儿胶质瘤标本(年龄≤15岁)70例,7例成人癫痫患者颞叶切除标本,Western blot以及RT-PCR方法检测HDAC3的蛋白表达和转录水平的表达,分析与胶质瘤病理分级的关系.相关分析检测HDAC3表达与患儿生存期的相关性.生存分析检测HDAC3表达与预后的关联性.结果 实验数据揭示在小儿胶质瘤患者中随着病理分级(WHO2007)的增加HDAC3表达也明显的增高(P＜0.05),而在正常脑组织中几乎不表达.HDAC3表达与生存期呈负相关(P=0.046＜0.05,Pearson Correlation=-0.387).增高的HDAC3表达与患儿差的预后相关联.结论 HDAC3基因表达水平与小儿胶质瘤的病理分级呈正相关,与患儿生存期负相关.
目的 探索组蛋白去乙酰化酶3(HDAC3)基因对胶质瘤细胞U87-MG增殖、凋亡、细胞周期以及迁移的作用.方法 人胶质瘤细胞株U87-MG,应用siRNA干扰技术分别导入HDAC3干扰质粒和空载对照质粒,蛋白印迹实验(Western blot)检测干扰效果,应用CCK-8增殖实验、成球实验、Annexin V-FITC细胞凋亡试剂盒、碘化丙啶染色方法、Transwell小室实验和划痕实验,分别检测HDAC3基因干扰后对胶质瘤细胞株增殖、凋亡、细胞周期和迁移等功能的影响.结果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干扰后细胞株U87-MG中的HDAC3表达明显减弱；CCK-8增殖实验和成球实验,与对照组相比较,胶质瘤细胞株中干扰HDAC3后细胞增殖曲线明显下降,U87-MG对照组和U87-MG Si的14 d成球总数目分别为23和7(P＜0.05)；细胞凋亡实验,U87-MG对照组和U87-MG Si的早期凋亡率分别为(1.40±0.29)％和(9.26±2.32)％(P=0.004)；周期实验,U87-MG对照组和U87-MG Si的Go/G1期百分率分别为80.34％和88.37％,(t检验,P＜0.05)；Transwell小室实验和划痕实验,胶质瘤细胞株U87-MG中干扰HDAC3后细胞迁移能力明显下降.结论 HDAC3作为一种致癌基因,通过调控细胞Go/G1期参与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凋亡和迁移.
自干细胞概念引入肿瘤研究后，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CSCs）学说开始逐渐形成。Ma等[1]报道，肝细胞型肝癌细胞株中存在功能性的肝癌干细胞（liver cancer stem cells，LCSCs）；Sell[2]用实验证实，肝干细胞在致癌基因和化学致癌剂的诱导下可以转化成癌前细胞并最终形成肝癌。CSCs学说为人类认识肿瘤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特异性靶向杀伤CSCs将为肿瘤治疗带来新的希望。笔者对肝癌干细胞的靶向示踪及治疗进行综述。
microRNA(miRNA)是一类含量丰富的非蛋白编码(non-protein-coding)小RNA,可作为负性基因调节器,能调节多种生物进程.生物信息数据显示,每个miRNA能控制数百种基因靶标,miRNA可能对每一条遗传通路都有影响.miRNA突变或误表达与多种人体癌症有关,同时也表明miRNA可以作为肿瘤抑制基因和致癌基因.已证明miRNA能抑制重要癌症相关基因的表达,因此miRNA可能有助于癌症的诊断和治疗.
Keytruda获FDA批准用于治疗不宜手术切除或转移性黑素瘤默克公司的（pembrolizumab，Key-truda）可结合到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1，PD-1），阻止PD-L1与PD-L2的相互作用，引起PD-1通路介导的免疫抑制反应，包括抗肿瘤免疫应答。此药适用于不宜手术切除或转移性黑素瘤、伊匹莫单抗（ipilimumab）治疗后病情恶化及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致癌基因同源体B1（v-rafmurine sarcoma viral on cogene ho molag B1，BRAF） V600突变呈阳性的患者。静脉输注，推荐剂量为2 mg/kg，静脉滴注30 min以上，每3周1次直至疾病进展或毒性不能耐受。美国FDA基于肿瘤缓解率和反应的耐久性通过了此药的加速审批程序，同时默克公司要进行验证性临床试验，因为在生存期或疾病相关症状方面的改善尚未确定。
目的：对HPV感染与宫颈癌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和研究。方法选取2009年3月-2012年7月湖南省宁乡县人民医院收治的宫颈病变患者226例，对所有患者行HR-HPV感染检测、TCT检测以及组织病理学检测，并依据病理学诊断标准，将其分组。结果 HPV感染在各组统计学分析中均有差异性，随着患者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HR-HPV的感染率呈升高趋势；TCT检测对宫颈病变的检出率没有病理学检测高。结论 HPV感染与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有密切关系，积极地治疗HPV感染对预防宫颈癌变有重要意义。
目的：研究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PIK3CA基因与其他致癌基因共突变现象及特点。方法2009年9月至2012年4月全国25家医院病理证实为非小细胞肺癌并进行基因突变检测的患者纳入本研究。收集和分析9个基因位点数据，包括PIK3CA E9、 PIK3CA E20、 KRAS E2、 KRAS E3、 BRAF，以及 EGFR E18、 E19、 E20、 E21。结果在纳入研究的5125例患者中，有161例（3.14％）存在多个突变，其中77例存在PIK3CA突变，包括50例E9突变和27例E20突变。与PIK3CA共存的其他致癌基因突变位点包括KRAS E2（11例）、 KRAS E3（1例）、 BRAF （2例）、 EGFR E18（4例）、 EGFR E20（5例）、 EGFR E21（28例）和EGFR E19缺失突变（37例）。在存在PIK3CA共突变的病例中， E9与E20相比，更容易产生共突变现象；与EGFR E20相比，更易与EGFR E21的L858R型突变共存。在PIK3CA E20突变中， H1047R型突变较H1047L型更为常见。与PIK3CA共突变的KRAS 突变经常出现在E2的G12位点。 BRAF V600E突变也存在与PIK3CA共突变的倾向。结论 PIK3CA是中国非小细胞肺癌常见的共突变致癌基因，其E9与E20突变相互排斥，但均可与其他致癌基因同时存在。其在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和对患者预后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现今,影响大肠癌远期疗效最重要的因素是首诊时分期.另外,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受侵和器官转移也影响病人的预后.有人研究发现单纯手术组5 a无病生存率45%,加用5氟脲嘧啶(5-Fu)和左旋咪唑组5 a无病生存率为65%,DuKes'C期近一半的病人不需辅助性化疗,而且既使采用系统性正规化疗35%的病人将无可挽回地面临死亡[1].这一研究结论突出显示了预后标志物的重要地位,预后标志物致癌基因的临床应用,对判断预后、制定治疗措施具有重要作用,现就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膀胱癌是目前最常见的泌尿系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事件.目前膀胱镜检查和尿脱落细胞学仍是膀胱癌诊断的金标准.但随着检测技术不断进步,膀胱癌分子生物学标志物逐渐成为诊断膀胱癌的新标准.同时,通过对膀胱癌分子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还能给临床医师带来肿瘤发病情况的实时信息,并很有可能改变目前临床医师对膀胱癌诊治的认识.
青蒿素为传统的抗疟疾药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已经证明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目前,它们比较明确的抗肿瘤机制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抗血管形成;诱导细胞凋亡;氧化应激反应;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间的平衡等等.同时,青蒿素类药物可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且与传统化疗药不存在交叉耐药,并能逆转肿瘤细胞的多重耐药现象.因此,将青蒿素开发成为新型的抗肿瘤药物运用于临床具有广泛的前景.
染色质解旋酶／ATP酶的DNA结合蛋白1样基因（ CHD1L）是一种新近被证实与在许多实体瘤中表达增多的致癌基因，它定位于第1号染色体q21区。 CHD1 L在肝细胞癌和其他肿瘤中的功能性研究提示，该基因在肿瘤形成过程中可以引起细胞增殖、调节G1／S过渡期并且可以抑制细胞凋亡。 CHD1L活化的潜在机制可能是通过结合凋亡蛋白Nur77，或通过上调CHD1L调控的靶基因（如ARHGEF9、SPOCK1或TCTP）受体以激活蛋白激酶B通路，从而干扰细胞死亡程序。 CHD1L目前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可独立评价一些实体性肿瘤进展、预后以及生存率的生物标志物。现有的对CHD1L的认识在将来也许可以激励大家进行对一些特定肿瘤的靶向治疗研究。
胰腺癌是一种预后较差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生发展过程是原癌基因、抑癌基因和DNA修复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就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与胰腺癌相关基因作一复习,并简述其与胰腺癌生物学特性和临床治疗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些罕见的未分化细胞群对于肿瘤细胞的形成与生长具有重要作用,识别并确认大肠癌肿瘤起源细胞及致癌基因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人类子宫颈癌基因(HCCR)是新近确认的一种致癌基因,最早由韩国学者Ko等[1]通过差异显示RT-PCR方法从子宫颈癌细胞中筛选、鉴定而出.HCCR基因定位于人染色体12q,分为2个亚型,分别为HCCR1(基因库登记号AF195651)和HCCR2(基因库登记号AF315598).HCCR1和HCCR2编码序列具有高度同源性,为同一mRNA的不同剪切体.研究表明,将表达HCCR1或HCCR2的细胞接种到裸鼠体内可以形成肿瘤,HCCR基因导致肿瘤的发生可能是通过对p53抑癌基因的负向调控而实现的.
DNA甲基化是细胞的一种表观遗传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基因表达的机制.当DNA异常甲基化时会导致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沉默,促使肿瘤的发生[1].
家族性非髓样甲状腺癌为一级亲属中有2例或2例以上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起源的甲状腺癌患者的家族，并排除甲状腺癌致病因素暴露史。家族性非髓样甲状腺癌是一种常见的肿瘤性遗传病。与散发性非髓样甲状腺癌相比，家族性非髓样甲状腺癌发病年龄更低，发病率更高且转移率更高。因此，一般认为家族性非髓样甲状腺癌的预后更差。尽管已有部分报道，但家族性非髓样甲状腺癌的致病基因尚未明确。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技术以其快速、高通量以及低成本而被广泛应用，因此适用于寻找家族性非髓样甲状腺癌的致病基因或易感基因。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对肿瘤基因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认为肿瘤形成与致癌基因和抑癌基因有明显关系。实验研究表明野生型P53基因有明显抑止肿瘤形成的作用。目前对P53基因已有广泛研究。但在宫颈癌中HPV感染与P53基因突变的研究在国内还未见报道。本文意在阐明HPV感染、P53基因突变与宫颈癌形成之间的关系。
以前人们认为癌症的起源完全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引起的，在致癌基因里的突变导致了癌症细胞的出现并开始扩增。然而，最新的研究认为，在正常的组织中，基因突变的细胞还会受到群体的压力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压力和突变一起共同决定着癌细胞以及肿瘤的形成。造成这种选择压力变化的因素与生活方式以及老年化相关。
